1988年春，湖北省房县门古寺镇狮子岩村农民在山上挖地时挖出一个密封陶罐，内装一个锈迹斑斑的铜印。县博物馆立即登门将其作为文物采集收藏。经1994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历史文物专家到武当山文物馆进行鉴定:该印为长方形直柱状、无穿，印文共六字“前营参将关防”，为阳刻九叠篆文，字体端正，大小间距相等，印文四周围有扩边，属正三品官印。

房县历史上最高行政建制也不过六七品的州、郡、府，怎么会有正三品的官印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典籍和地方志书，通过相互印证，才知道这方铜印不仅记载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更记载了房县一段醒风血雨的战乱历史。

明末，以李自成、罗汝才为首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明朝的统治朝不保夕。崇祯8年（1635年），明廷命洪承畴总督关中，卢象声总理关外，各专一方，分地剿防，农民义军处处受挫，一度陷入低潮。农民义军中势力最强的张献忠联合罗汝才转战襄阳郧阳山区休息士马。崇祯10年（1637年），明廷任用熊文灿总理湖广6省军务，专剿农民军。熊文灿害怕剿而无功，于是重新采用招抚政策。当时农民起义暂时处于低潮，张献忠感到势孤，在谷城假降熊文灿，罗汝才在房县也假陪，其部队分驻在山乡间开荒种地，但仍保持原有的军队组织，不接收朝廷改编。农民义军一方面就地垦荒筹粮，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另一方面操练土兵，打造兵器，准备东山再起。张献忠、罗汝才却要挟朝廷拨发10万人的粮饷，安置士兵，害得熊文灿无法应付。

崇祯12年（1639年）5月，张献忠认为时机成熟，杀死谷城知县阮之钿重举义兵，罗汝才立刻响应，召集乡间旧部，联合张献忠进攻房县城。房县知县郝景春，游击杨道选、主簿朱邦闻皆战死，激战五昼夜城破。各路义军会师房县，声势浩大。

熊文灿得知张献忠、罗汝才再度树起义旗，仓皇催促明朝大将左良玉冒暑进剿。1939年7月，左良玉率一万多明军赶至房县，张献忠、罗汝才己向西撤离3日，明军继续向西进剿。农民军在县城以西80里罗喉山（有的资料上说罗貘山或簸箕寨）一带设下埋伏，明军赶至，伏兵四起，官兵有的被杀，有的被逼进深山狭谷密林之中，走投无路自缢而死。一万多官兵除主将左良玉只身逃脱外，副将罗岱战死，全军覆灭，“总兵关防大印俱失”。

罗喉山的胜利喜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各地农民义军重新振作起来，李自成摆脱困境，联合张献忠一路杀向北京，敲响了明王朝灭亡的丧钟。

罗喉山战斗明军全军覆灭，然而最大的损失是“总兵关防大印俱失”，官府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关防大印无果，朝廷震怒，六省军务总理熊文灿被革职，关外总理卢象声、湖北督抚张任学遣回原籍，撤换郧阳知府戴东旻，降大将左良玉“带罪杀贼”。

没想到几百年后，除军符风化外，这枚记载了明朝走向灭亡关键一步的前营参将关防大印完好的重见天日。